重庆福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遇见世遗|福船谈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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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船谈概

刘义杰

福船作为一种船名的专称,大约始于明代中叶的嘉靖年间(1522—1566)。

明朝倭患从朱元璋创立明王朝的洪武初年就时有发生,到嘉靖年间为患最烈。在长达数十年的剿倭战争中,涌现了两个抗倭英雄:陆上的戚继光,海上的俞大猷。

俞大猷(1503—1579),福建晋江人,虽世袭武职,却是个文武兼备的将才。在剿杀倭寇战争中,他认识到,“贼所忌者,福船也!”所以,他特别注重福船的建造,擅长在战争中发挥福船的绝对优势。那么,被倭寇所惧怕的福船从何而来,又都是在哪建造的呢?俞大猷在给他上级的一公函上说:“闽中造船,俱在省城西门外二十里之地,名曰洪塘。”根据俞大猷的记述,那时南直隶(今江苏、上海一带)、浙江和福建的水军战船都装备了福船,它们都是在福州城西闽江边洪塘这个地方建造和修整的。明朝抗倭水军驾驶这种建造于福州的主力战船在海战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优势,当时的明朝人评论说:“福船者,至利之器也。”它每战必胜,所向披靡,它的出现,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都是胜利的福音,所以,从那时起,这种在福州洪塘建造的战船就被称作“福船”了。

被俞大猷由衷赞赏的这种福船,其实仅是根据福建地方的造船工艺,由福建工匠建造的具有优良航海性能的船只中的一个变种,是一种被改造成战船的海船。在福建建造的海船是一个大家族,福船虽在明朝嘉靖年间被专称为战船,但后来成为福建建造的船舶的总称,因此,福船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福船,是指那种具有水密隔舱结构、底尖面阔、材质为松杉木的船只的统称;狭义的福船,则专指在明代嘉靖年间被专门打造成战船的福船。战船系列的福船,也是大小不等,称谓不同。清代张廷玉修的《明史》中,所谓的福船就是根据战船的模式加以描绘的,于是,有人以为福船就仅是战船,这是不了解福建造船历史的缘故。清朝,作为战船的福船被小型化改造,虽然也是按福船的结构,在福建建造,但已经不叫福船,而改称赶缯船了,福船渐渐不被人所知了。重庆福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今天谈论的福船,就是广义上由福建工匠按福建造船工艺建造的这种能够远航万里的福船。

福建自古就有“闽在海中”的说法,闽越人山行水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而建造能抗风破浪、适于远航的舟船以通行南北,自是不在话下。据《后汉书》记载,直到东汉建初八年(83)朝廷改变南方贡道,将海运改作陆运以前,“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今福州),泛海而至。”也就是说,公元1世纪以前,从今中南半岛越南中北部的地方政府即交趾七郡前往中央王朝的交通都是经过福州这个地方进行转运的,说明福州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我国东南沿海海上交通枢纽之上。三国的吴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州地区就设有典船都尉和温麻船屯等造船和航运管理机构,可见福州这个地区一直具有造船和航海的能力。晋人左思在其《吴都赋》中有“槁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的说法,是对闽人擅长造船和航海的写照。

经过五代闽国王审知的拓展,福建的造船和航海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和发展。到北宋末年,在一次全国综合性的船舶性能评价中,终于出现了“海舟以福建船为上”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北宋末年负责海上防卫和运输的大臣吕颐浩给南宋高宗赵构上的一个《论舟楫之利》奏折中得出的。吕颐浩说:“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与水不相宜,海水咸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御风涛,往往有覆溺之患。”北宋末年,宋高宗赵构被金兵撵得不得不避难海上,吃够了苦头,也因此体会到要立足江南,保住半壁江山,海防和海运乃生死攸关之事。而其中最为关键之处,就是要有优良的船只。所以,吕颐浩以自身经验出发,从海洋运输和海上战争的角度对各地的船舶优劣进行了评判,然后得出了上述的结果。古往今来,福建人每每谈起福建的造船和航海,无不据此以为傲了。

福建建造的船舶到宋代能够独步天下,自有其发展的脉络,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口张,其尾高耸”(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三上,兵船。中华书局),这虽是16世纪中期明代人对作为战船型福船的一种描绘,但也是福建船的大致写照。福船以其底尖面阔、首尾高昂的船型成了中国船的代表。清朝末年,英国人将一艘福船改造成远洋船,并将其命名为“耆英号”,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证明福船确实是一种优秀的适于远洋航行的船型。

但是,福船最重要的还不是它的外观造型的特异性,而是其内部结构的独创性,那就是它的船内的水密隔舱结构。这个发明直到19世纪才被西方人学去,至今仍然是船舶建造的基本规范。福建造的海船,有了这种水密隔舱的造船技术,使得整船结构得到极大的加强,船因此可以造得更大也更坚实。坚固的结构使得船上能够竖起更多和更高的桅杆,给船舶提供了足够远航的动力。有了水密隔舱,船只的稳定性和抗沉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安全且适于远航的福建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力船舶。宋代,尤其南宋时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能够发展到一个高峰,与福船的出现有很大的关系。能装更多的货物,安全地往返于大海之上,仅有福船堪当此任!

那么,福船是何时及何因建造出来的呢?一般认为,福船之所以能够首先发明具有水密隔舱的船舶,是跟福建沿海一种称作“了鸟船”的船舶有很大的关系。北宋乐史(930-1007)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福建泉州沿海有“泉郎,即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结兼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泉郎,又称白水郎,后来又称疍民。如文献所记,他们是东晋末年卢循、孙恩起义造反的水军后代,起义失败后,他们分散在江浙、闽粤沿海一带,依海为生,以船为家。他们建造的这种能够“冲波逆浪”的了鸟船,较为坚固,能够保证他们在船上生活。但这种独特造型的了鸟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据史书记载,领导那次暴动的卢循(?―411),曾经发明过一种称作“八艚舰”的船舶,它“起四层,高十二丈”(沈约:《宋书》,卷一,武帝纪一)。船史专家认为,所谓的八艚舰就是将船舱分割成九个舱室的船只,也就是一种具有水密隔舱形式的舰船,因此,八艚舰被认为是水密隔舱的鼻祖。重庆福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虽然没有八艚舰和了鸟船之间承继关系的证据,但这些在福建沿海生活的白水郎们建造的了鸟船,或许就是八艚舰的一种别称。因此,重庆福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可以这样认为,福船在东晋时期依据八艚舰原型发展成了鸟船,然后经过不断的改进,发明了具有水密隔舱结构的不仅宜居且适于远航的海船,此即吕颐浩所说的那种福建船。正是依靠性能如此优良的船舶,南宋朝廷在初创时期巩固了长江口一带及以南沿海的防线,站稳了脚跟并开拓了更多的海外航线,在经济上保证了王朝的延续。

现在,重庆福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将所有这种福建造的具有水密隔舱结构、底尖面阔、首尾昂张的船型都称作福船。当然了,历史上建造福船的地方并不局限在福建一地,紧邻福建的浙江和广东,也是福船建造的主要场所。而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福船建造就出现在浙江的宁波。北宋宣和四年(1122),路允迪奉命出使高丽,从浙江明州(宁波)出发到今朝鲜的开城。使团出发前,宋徽宗“诏有司更造二舟,大其制而增其名,一曰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二曰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海道一神舟)。这里强调的是“更造”旧船而不是添造新船,这种专为正使和副使乘坐的大船被称作“神舟”,其船“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所以晖赫皇华,震慑海外,超冠今古,是宜丽人迎诏之日,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也”(同上注)。而使团随行人员乘坐的船舶称作客舟,则“先期委福建、两浙监司顾募客舟,复令明州装饰,略如神舟,具体而微”。显然,神舟与客舟都属于同一种船型,客舟更是从福建“顾募”而来,在宁波根据外交的需要加以装饰。神舟与客舟,仅有大小不同的差别,船型都是一样的。北宋末年,福船的形制到底如何呢?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搀迭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为三处,前一仓不安艎板,惟于底安灶与水柜,正当两樯之间也。其下即兵甲宿棚,其次一仓装作四室,又其后一仓谓之屋,高及丈余,四壁施窗户如房屋之制。上施栏楯,朱绘华焕而用帟幕增饰,使者官属各以阶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时积迭,遇雨则铺盖周密。然舟人极畏高,以其拒风,不若仍旧为便也。船首两颊柱中有车轮,上绾籐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下垂碇石,石两旁夹以二木钩船,未入洋近山抛泊,则放碇着水底,如维缆之属,舟乃不行。若风涛紧急,则加游碇,其用如大碇而在其两旁,遇行则卷其轮而收之。后有正柂,大小二等,随水浅深更易。当之后,从上插下二棹,谓之三副柂,惟入洋则用之。又于舟腹两旁缚大竹为橐以拒浪。装载之法,水不得过橐以为轻重之度,水棚在竹橐之上。每舟十橹,开山入港,随潮过门,皆鸣橹而行。篙师跳踯号叫,用力甚至。而舟行终不若驾风之快也,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风正则张布帆五十幅,稍偏则用利篷左右翼张,以便风势。大樯之巅,更加小帆十幅,谓之野狐帆。风息则用之,然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其立竿以鸟羽候风所向,谓之五两。大抵难得正风,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翕张之能顺人意也。海行不畏深,惟惧浅。阁以舟底不平,若潮落则倾覆不可救,故常以绳垂铅硾以试之。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惟恃首领熟识海道,善料天时人事而得众情。故若一有仓卒之虞,首尾相应如一人,则能济矣。若夫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海道一,客舟)。这里不厌其烦地转录如此之长的史料,是因为这段资料极其宝贵,它是我国文献中保存下来的一份最完整也是最早的有关船型及内部结构的资料。从中重庆福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不难发现,路允迪使团乘坐的神舟和客舟,其外形和内部结构果然与白水郎的了鸟船基本吻合,可以说是放大的了鸟船。

福船作为优良的船型,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出访任务的完成,所以,在历史上,福船作为外交使节乘坐的官船屡屡出现在文献中,因而也成了我国记载最为详尽的一种船舶。在明清两朝时期,我国和琉球国之间存在着数百年的封贡关系,前后有过二十多次的册封活动,每次中央王朝要对琉球国国王进行册封典礼时,都要在福州闽江边上的南台这个地方建造专供册封使乘坐的船舶,称作册封舟。有意思的是,专门建造册封舟的南台和专门建造战船的洪塘相距不是很远,都在福州闽江边上。专为册封使团乘坐的海船,建造于福州,当然就是福船了。绘制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册封舟图中的册封舟,就是典型的福船。在其他册封使的出访报告中,也可以看到他们绘制的册封舟,形制与此完全相同。由于每次的册封活动都有使团撰写的出访报告,册封舟的建造和航行的过程都有详细的记录,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造船资料,这也是重庆福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今天得以比较多地了解福船构造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清两朝持续数百年、多达二十多次的册封航海活动中,没有一例册封使团船毁人亡的记录,从而证明福船确实是坚固、牢靠的船舶。

变身为官船的福船,其大规模建造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就是明初的郑和七下西洋。郑和航海,主要的候风起航港就在福州长乐的太平港。史学家们都认可的一点就是郑和船队中主要的船舶是由福船组成的,这也可在《明实录》等文献中记载的朝廷下诏命福建等地建造下西洋船舶的资料中得到证明。当然,郑和七下西洋和明朝初年大量的使节出访乘坐的船只都选择福船,是因为福船为出使成功提供保障。从福船建造一般都在福建就地取材的特点上看,郑和七下西洋中的福船应该都是在福建沿海或在福州一带建造的。

当然,福船不论是作为战船还是作为官船,都是从商船变造而来的。我国古代海上商用型的帆船大约可分有两种:尖底和平底。传统上以长江口为界,航行长江口以北海区的船舶,大多为平底船,因为黄河在这里入海,黄海海域近岸多浅滩、沙洲,平底船一旦搁浅也不会倾覆,这种主要航行在我国北方海区不怕在沙滩上搁浅的平底船,统称为沙船。而长江口以南的海区,因水深浪高,则多选择利于抗风破浪的尖底船,这种尖底船中又有福船和广船之分。它们主要的用途当然是海外贸易。

福船作为帆船航海时期最优秀的船型之一,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主要船舶,随着福船的成型和成熟,海上航线也随之拓展和延伸,换句话说,正是宋代出现了完美的福船,造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作为商船的福船航迹,不仅出现在我国沿海和周边地区,也向东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向南到东南半岛和菲律宾群岛等地,向西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进而横渡印度洋到达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可谓无远弗届。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古代沉船印证了这一点,如1974年在福建泉州后渚港发掘出土的宋代古船,有十三个水密隔舱,其船型和结构都与徐兢记载的福船一致,是福船的典型器物。1975年在韩国新安发现的一艘元代沉船,经鉴定,也是一艘福船型的商船。2007年被整体打捞出水,现在正在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清理发掘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其船型结构与泉州宋代古船基本一样,也是一艘福船。所不同的是泉州宋代古船是返航时沉没,南海一号则是出航不久沉没,其中装载的大量货物证明其从福建泉州起航的可能性极大。

福船的水密隔舱结构还十分利于商业运作,船身被分隔成若干个舱室后,有利于货物的贮存和运输,也便于管理。重庆福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在泉州古船、新安沉船和“南海一号”上都发现有各种货物的标签,署明货主和数量,犹如现代的集装箱装运。船舱被分隔后,似乎装载的货物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在“南海一号”的考古现场,重庆福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可以看见船舱的每个角落都被各种物件塞满了,以致有人怀疑这艘船是不是超载而沉没。当然不是,这种内部结构优化的福船是属于那种可以多拉快跑、经济效益最好的船舶。

重庆福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回到作为战船的福船再来多说几句,自从在明朝嘉靖年间被选中改成战船之后,它为我国的海防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抗倭名将戚继光曾这样评价说:“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舟自来矮小,如我之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是以每每取胜。”(同上注)福船还发展出适应不同战场环境需要的各类船只,有大福船、小福船、草撇船、海舱船、冬仔船等等大小不一。福船不但以船身高大碾压倭船,同时还是我国第一种装配有舰炮(佛郎机铳)的战船。明朝的水军依仗福船构成的船队,在对阵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时,还真没怎么吃过亏。后来,被缩小化并改称赶缯船的清军战船,虽然还是福船的底子,但已不是洋人坚船利炮的对手了,这是后话。

福船,我国帆船中最优异的一种船型,发源于福建,造福于天下。它从八艚舰到了鸟船再到福船,在纵横大海的数千年时间里,它主要是作为商船被广泛应用,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船只;它作为外交使团乘坐的官船,为睦邻友好国际关系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它作为战船,为巩固海防、保境安民立下不朽功勋。将福建所造的这种性能优异的船舶称作有福之船,乃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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